“同志”，这个在一定情境中特指“男同性恋人群”的字眼，如今已尽人皆知。这个特殊的群体，在主流人群之外，默默地生活着。

　　“同志”酒吧上演自编防艾小品
　　12月29日，2007年最后的一个周末。晚上10点20分，记者乘出租车来到天津河北区红旗路附近。街道空旷而安静，只有一两个售卖烟酒的小卖部散落两旁。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酒吧的所在地。
　　记者向小卖部的店员询问，“紫色部落酒吧在哪？”小姑娘走出来，用手指指身后的一个大院，脸上挂着暧昧的笑。
　　这是天津一家著名的“同志”酒吧。从窄窄的楼梯上去，推开门，酒吧里边音乐轰鸣，灯光昏暗。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最精彩的，也是最主要的节目开始了。一个由“同志人群”自己编排的小品，全由反串演员表演。一个人穿着白大褂走上台，介绍自己开了个小诊所，几个扮演“小姐”“母亲”等角色的演员上场前来看病。又是一阵玩笑。扮演医生的演员，根据剧情讲解安全套使用的方法和重要性，以及对于艾滋病防治的作用。
　　“我看病收费，人家‘深蓝’可都是免费的，下次去那看啊。”“医生”说。这些人提到的“深蓝工作组”，是天津最著名的一个由“同志人群”组成的志愿者小组，主要工作是帮助“同志人群”预防艾滋病和自我认同的心理辅导，在“同志人群”中声望很高。
　　小品持续了半个小时。“深蓝工作组”组员，开始拿出放在桌子下面的几大盒安全套，分发给现场的“同志”，他们全都大方地接过去。
　　主持人说：“现在请‘深蓝工作组’的志愿者，给大家讲解正确的使用方法。”一个人上台给大家讲解，台下安静地听，也不时爆出一阵哄笑。
　　讲解结束，主持人公布了“深蓝工作组”的电话，“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这部电话。这是我们健康的保证。”
　　在这些“同志人群”当中，根据“深蓝工作组”的调查，使用安全套的仅为10%。这些人并不知道安全套可以防止艾滋病和其他性病。经过“深蓝工作组”3年多的努力，现在的安全套使用率，已经上升到30%～40%。
　　凌晨12点半，演出结束，陆续退场。这样的活动，“深蓝工作组”一般都会参与，并在现场分发安全套，讲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。3年多的时间里，这个小组从无到有，如今已经牢固地镶嵌在“同志”人群中。

　　“同志”发起“同志”志愿者小组
　　“深蓝工作组”的负责人叫嘎嘎。今年39岁，天津人，“同志”。喜欢穿一身白衣，看起来年轻，精神，阳刚。
　　1999年，嘎嘎还在北京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，生意做得很大。因为认识崔子恩等专家，他就自愿到一些“同志”浴池做志愿者工作。
　　“同志人群”包括活跃人群和隐蔽人群。经常出现在酒吧、会所和浴池等地方以及经常上网的属于活跃人群，其他的则是隐蔽人群。隐蔽人群占绝对多数。嘎嘎针对的就是那些活跃人群。
　　“那时没什么知识，就是发发安全套。”嘎嘎说。每一次去浴池，他并不说明来意，只是正常买票，洗澡，和“同志”朋友聊天。有了熟悉的朋友，聊天间就把安全套发给他们。有些人拒绝接受；有些人拿到手里，当着嘎嘎的面，把它吹成气球。“他们认为，两个男人又不会怀孕，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。”嘎嘎说。
　　日子一直这样过去，嘎嘎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感觉。在他看来这只是完成自己想为“同志”做一点事的心愿。他并不关心效果。
　　2004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，彻底改变了嘎嘎的生活。
　　2000年，嘎嘎把北京的生意交给表弟打理，自己回到天津照顾生意。2004年开始在一个“同志”网站做管理员，“纯粹是帮忙。”同年，著名学者张北川发起一个针对“同志人群”的问卷调查活动，嘎嘎所在的网站承担这个问卷的网络部分。
　　当时，很多其他城市的“同志”志愿者小组，在一起开会商讨问卷调查的情况，惟独没有天津的。这件事对嘎嘎触动很大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。
　　嘎嘎找到另外两个“同志”朋友商量。在只有3个人的情况下，2004年10月，“深蓝工作组”成立。人手紧缺，又都是兼职，活动开展并不顺利，只是在熟识的“同志人群”中派发一些安全套。
　　第一次正式活动，已经到了2006年春天。
　　那一次，嘎嘎自己出钱租下天津一个叫做“漂亮男孩”的“同志”酒吧，提前在网上公布活动主题——“‘同志’同伴教育”。
　　那个酒吧很小，不到70人把整个酒吧坐满了。那一次活动之后，志愿者增加到7个人，其中一位是医生。还有一位来自台湾，曾经做过志愿者，很有经验。第一次活动让嘎嘎有了信心。
　　紧接着，他和天津疾病防控中心合作做了一次针对“同志人群”的检测。
　　那次活动提前发布门票，入场以及检测全部免费。那一次来了150人。
　　活动开始，专家先进行艾滋病的趋势和危害报告，台下鸦雀无声。演讲结束，开始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。
　　50个人参与，无须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，每人只对应一个编号。检测结束后一周，自愿打电话索取结果，除了自己，“同志”间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他人情况。这次检测结果有1人感染艾滋病，11人感染梅毒。
　　据嘎嘎称，他自己所掌握的3个感染艾滋病的“同志”中，有一人自称半年内与20人有过不安全性行为。另一位是Money Boy（对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），现在行踪不明，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从事这行职业。根据2006年11月12日卫生部的通报，目前中国“同志人群”艾滋病感染率在1%到4%。
　　那次检测结束半个月之后，嘎嘎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。对方问嘎嘎，“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？”嘎嘎说，“不知道。”那边说，“我在北京地坛医院。”嘎嘎头脑中嗡地一声。他想起，那个医院是红丝带之家，专门检测艾滋病。嘎嘎说，“你赶快回来吧。我在家等你。”哭声从听筒飘了进来。
　　几个小时过去，那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嘎嘎家门。两个人抱头痛哭。哭完了，那人开始直楞楞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，惟一能听清的就是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四天三夜，不吃不睡，嘎嘎一直陪着。“我担心他自杀。”嘎嘎说，他当时只能给他讲解艾滋病从携带到发病还有5到8年的时间，这期间科学还在进步，给他增强信心。
　　四天后，那个人恢复平静，离开嘎嘎家。

　　前途未卜的工作组
　　“深蓝工作组”专职人员只有一个。每月有1000块钱工资。嘎嘎也是全职，但不拿工资，“还要向里边垫钱。”嘎嘎因为工作组的事情，没有精力照顾生意，只能靠积蓄维持。2007年，嘎嘎拿出11000块钱支持志愿者活动，2006年拿出5万。3年来，“深蓝工作组”也获得过捐款，一共81100元，分别来自机构和个人。
　　在天津，政府对“同志”志愿者组织没有任何捐助。北京，仅朝阳一区2007年政府就投入28万元，2008年将投入45万元支持“同志”志愿者。
　　据嘎嘎介绍，加拿大一个组织，到天津参观过“深蓝工作组”，对“深蓝”的工作十分赞赏，有意向在2008年给予资金支持，具体数目尚未确定。
　　“深蓝工作组”的工作室，在天津一个比较著名的小区里，普通的住宅楼，每月房租1600块。邻居知道他们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，但不知道他们都是“同志”。他们并不躲藏，也不张扬。
　　面对着资金的短缺、政府支持的缺位和内部的斗争，惟一让嘎嘎安慰的是，凡是加入“深蓝”小组的志愿者，以前只要没有感染HIV，加入之后没有一个人感染。“在帮助别人的同时，自己的知识和心理认同先好起来了。”嘎嘎说。
　　谈到未来，嘎嘎的语速慢了下来。他说，“做志愿者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，我离不开。我也知道，用积蓄垫付不是长事。有一天没有资金了，那就只能停止。” 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